巴黎血案，阿拉伯世界怎麽想？

巴黎恐怖襲擊發生後的第二天，一個遠在巴勒斯坦的記者朋友，從微信發來一份阿拉伯語聲明：

“嚴厲譴責發生在巴黎的恐怖行徑——巴勒斯坦人數十年來生活在以色列的恐怖之下，我們深深理解，在恐怖威脅之下度日是何感受……我們譴責發生在黎巴嫩南部、突尼斯、伊拉克、敘利亞、也門、埃及、美國等任何地方的恐怖活動，因為我們知道，恐怖只有一種，不分國家，也不分宗教……”

這份聲明署名“巴勒斯坦戰略研究與政治中心”。來自加沙與西岸的知名學者、媒體人（換句話說，巴勒斯坦穆斯林中溫和理性的一派）紛紛都在這份聲明上簽上了大名。

這個表態幾乎代表了巴黎恐怖襲擊後阿拉伯世界的主流聲音：我們向巴黎致哀，但我們也是受害者，不要只看見你們的苦難。

就在巴黎被血洗的一天前，ISIS（伊斯蘭國）在黎巴嫩南部居民區製造自殺式爆炸，造成至少41人死亡、200人受傷，成為這個國家結束內戰25年來最為血腥的事件。但西方對這一惡行的關註，顯然遠遠低於巴黎。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網站發表文章，痛斥西方媒體厚此薄彼：《紐約時報》在推特排山倒海的憤怒回復中，不得不多次修改關於黎巴嫩爆炸的標題，從“真主黨基地發生爆炸”到“真主黨活動區域發生爆炸”，再到“人群密集的住宅區發生爆炸”——最終承認這是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

（一）“溫和穆斯林”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曾經指出，“中東亂局最終將是溫和穆斯林與極端穆斯林的戰爭“——這也恰恰是如今西方政府、軍事專家、媒體精英們一致的呼喚：應該由穆斯林國家組成軍隊，鏟除伊斯蘭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由北約出兵。

可是，對所謂的“溫和穆斯林”來說，盡管他們也像歐洲人一樣厭惡伊斯蘭國的所作所為，但除了“我們也是受害者”的感慨，似乎做不了更多。某些“溫和”的穆斯林國家自身難保，如平穩實現政權過渡、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垂青的突尼斯；軍事力量較強的埃及，則自顧不暇，俄羅斯客機遇襲，現在看起來越來越像是針對塞西政權，而不是針對普京；有能力豪擲金錢購買武器的沙特，忙著在也門轟炸什葉派穆斯林；而伊朗，還沒有從製裁中恢復元氣。


一邊是，“溫和”的穆斯林無力自我組織、自我武裝；另一邊則是，伊斯蘭國正崛起於中東眾多“權力真空”的縫隙中。

我問那個發布聲明的巴勒斯坦記者，如果巴以沖突能夠解決，極端分子會不會失去藉口——本·拉登稱發動”911襲擊”是”為了巴勒斯坦人的正義事業“，盡管當時的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一口回絕“別以我們的名義”。

“不會的，”那位巴勒斯坦記者敲出一行字，“我不認為解決巴以問題有助消滅伊斯蘭國。現在的情況是，整個世界失去了正義，巴勒斯坦人沒有，巴黎人也沒有。”

的確，幾乎沒有聽到伊斯蘭國提到過巴勒斯坦問題。本·拉登還要扯上這塊遮羞布，伊斯蘭國卻不需要了。後者的目標明確：恢復符合《古蘭經》描述的哈里發國家。如果說本·拉登所為出發點還是對美國中東政策的復仇，那麽，伊斯蘭國則上升到純意識形態對立，這竟也成了它最具吸引力的招募手段。

（二）八百年來的挫敗感

伊斯蘭國脫胎於“基地”，但被稱為“前所未有的極端組織”，因為它擁有了領地，在領地上行教法，恢復哈里發制度。“基地”四處徵戰，到頭來不過是個游擊隊。

埃里克·霍弗有句名言：“令人狂熱的原因，不是貧窮，而是挫敗感。”

“挫敗感”在穆斯林信徒中，細算起來，已經彌漫了近八個世紀。自十三世紀蒙古人入侵、伊斯蘭世界幾乎滅亡以來，過去800年，這種宗教承載的文明，不斷遭到外敵入侵，一再受挫。蒙古人之後是英法殖民者船堅炮利，近代是猶太人在伊斯蘭教聖地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令本·拉登出離憤怒的，則是美國大兵長驅直入麥加聖地所在的半島，而沙特王室自願讓開道路。

1258年蒙古人攻陷阿拉伯帝國中心巴格達，傳統哈里發制度解體。“哈里發”字面意思是繼承者，指從先知穆罕默德一路延續下來，遜尼派穆斯林的首領，集宗教與政治權威於一身。這個表述，對伊斯蘭國至關重要。

自蒙古鐵騎踏破這塊土地，穆斯林陷入信仰危機，出現拜樹、拜風等非正統信仰。到了18世紀，伊本·阿布杜·瓦哈比提出“回到最純潔的信仰教條，才能實現文明復興”，”瓦哈比派“由此誕生。在他之後，精神上一脈相承的，包括穆斯林兄弟會重要人物賽義德·庫特卜和本·拉登。什葉派穆斯林霍梅尼，曾經在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但不為遜尼派所推崇。“回到原點、復興文明”的火炬，現在傳遞到了伊斯蘭國掌門人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註意！這並非他的真名，“巴格達迪”，意為“巴格達人”。哈里發制度曾經在巴格達解體，今天，這個人要在同樣的地點，接續這種直接源自先知的正統。由此推測，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視過去八個世紀為一部“屈辱史”。

怎樣才算是復興伊斯蘭文明呢？有人認為，今日伊斯蘭教極端思潮，源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分崩離析。如果有一個相當體量的大國，能夠繼續承載這種文明，就不至於製造出那麽多“具有挫敗感的人”。但事實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治下，阿拉伯屬國多有不服，叛亂頻仍，而且“哈里發”不再被提起，改用世俗皇帝的稱號“蘇丹”。只有ISIS提出的“哈里發國”，才具備百年夢想成真的意味，磁鐵般地吸引著在西方世界生活、卻未能融入主流社會的穆斯林青年。正如那位巴勒斯坦記者告訴我的，雖然大部分穆斯林譴責巴黎恐怖襲擊，“但伊斯蘭國的存在，對一部分人還是有號召力的。”

伊斯蘭國的宣傳手段、招募方式，都是相當成功的網絡營銷。支持者賬號，在推特上斬不盡殺不絕，宣傳錄像美輪美奐，製造出史上第一批所謂的“卧室聖戰者”（bedroom jihadist）。年輕人不斷加入，伊斯蘭國得以用最摩登手段，行最原始惡行。這次巴黎血案，有消息說，可能是通過電子游戲機PS4串聯。法國情報部門也承認，他們追蹤、分析的速度，遠遠落後於網絡招募速度，釀成重大失誤。


（三）歐洲的邊界擴大到北非？

巴黎襲擊，最大的受害者，恐怕是西方各國接收敘利亞難民的政策。凶手之一持敘利亞護照，情報部門推斷，有組織的恐怖團夥，混雜在難民中落腳歐洲。

有西方學者提出建議：解決中東問題的終極方法，是歐盟邊界擴張，直至地中海的另一邊，將北非主要阿拉伯國家包括進來。歐盟以其特有的游戲規則和改變對方的特性，吸納北非年輕勞動力，並將之轉化為歐洲的新興市場。

這個理想方案，自公開之日起就遭到猛烈反對。正如土耳其要求加入歐盟而多年未得，反對者意味深長地說：“歐洲存在文化上的定義”。潛台詞即是，它屬於基督教文明，而不能是伊斯蘭的。

然而，歐洲尚在辯論，尚在踟躇，敘利亞難民一夜之間，卻涌至家門口。歐洲要不要跟地中海那一頭“零距離”，既成現實，不容思考。而巴黎血案，則殘酷地揭露出一種結果：長期處於劣勢、自視為“受害者”的文明，恐怕無法與長期處於優勢和主導地位的另一種文明共處。

驚魂之夜過後，反伊斯蘭國的世界看起來更加團結。法國沒有從敘利亞抽身而出，美國和俄羅斯繼續密談。出於道義，或是利益，他們會聯手對付伊斯蘭國嗎？

中國也在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西方要求她”負擔大國義務“，要麽出兵，要麽支持出兵。目前伊斯蘭國戰士中，不乏新疆外逃穆斯林，對中國未來安全亦是威脅。美國共和黨候選人本·卡森在競選辯論中，曾誤言“中國軍隊在敘利亞”，但這或許是不小心道破未來？不過，歸根結底，中國中東政策向來以不過分介入為紅線。中國恐怕還是會藉此在本土加強反恐，而不是到敘利亞參與打擊。

（作者簡介：周軼君，前鳳凰衛視記者，現自由撰稿人。曾在埃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和以色列長期生活。2002年6月，出任中國新華社駐巴以地區記者，成為唯一常駐加沙的國際記者。多次採訪過阿拉法特、阿巴斯、亞辛等中東關鍵人物，著有《離上帝最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一書。）

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