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四十多年前，向中國敞開大門的理乍得·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是在進行一場冷戰豪賭，他希望能與這個共產主義國家建立正常的關係。當時中國已經建起了小型核武庫，而且明顯有着建立全球影響力的遠大目標。
對奧巴馬總統而言，周二上午與伊朗達成的協議，代表着一種與之類似的堅定信念，他賭的是通過緩解伊朗的核威脅——哪怕僅是十年左右的時間——他和繼任者將有時間和空間來重塑與伊朗的關係。該國是對美國最具敵意的國家之一。
至於這次的冒險成功與否，要很久之後才能得出有理有據的判斷，屆時奧巴馬早已下台。即便是最堅決的伊朗計劃支持者也認為，此刻最可靠的猜想是，各方對該計劃的態度將是褒貶不一的。
周二公布的協議基本上不能解除伊朗跨過核門檻的能力——只是要推遲這一天的到來。許多奧巴馬的批評者認為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其中就包括向中國開放政策的設計師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基辛格最近和另一位前國務卿喬治·P·舒爾茨(George P. Shultz)聯合撰文稱，此舉無助於改變伊朗「三十五年來對西方的強烈敵意」。
但這是一個開始。在過去20個月里，之前三十多年鮮有交流的兩國高官鎖在酒店房間里，在爭論離心機事宜的同時，也在了解彼此是如何看待對方的。很多在過去十年里一直與伊朗纏鬥的人，也看不到什麼更好的選擇。
「事實是，這是一項痛苦的協議，但同時也是有必要的，明智的，」R·尼古拉斯·伯恩斯(R. Nicholas Burns)說。他在任政務副國務卿期間起草了首批針對伊朗的制裁措施，並於2006、2007年在聯合國安理會獲得通過。「我們可以這樣看，在這場遏制伊朗的漫長鬥爭中，協議只是一個開始階段的結束。接下來還會有別的戲碼。」
奧巴馬對他的意圖無疑已經做過表達，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說就是個開始。在2009年1月那個寒冷的下午，當他表示即便是對「通過腐敗、欺騙和讓異見人士噤聲掌權的政府」，「如果你願意鬆開拳頭，我們就會伸出手」時，他肯定想到了伊朗領導人。
當時，這也是在暗示喬治·W·布殊的時代結束了，重新倚重外交手段的時代開始。但奧巴馬上台後的實際情況卻有些不同。
面對頑固的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奧巴馬的幕僚設法在實行終極經濟制裁——即切斷伊朗的大量石油收入——的同時，還將其孤立在全球銀行體系之外。為了阻撓伊朗的核進展，他們還部署了全世界最尖端的網絡武器，而該武器後來被稱作「震網」(Stuxnet)。
然後他們開始等待。
六年後的今天，一個新的伊朗政府在勸說之下同意展開談判，但就連奧巴馬的很多高級幕僚都預言該談判註定要失敗。美國對伊朗的示好已經演變成一個複雜的實驗，比奧巴馬之前對緬甸和古巴的兩次試探性接觸要複雜得多。
緬甸和古巴對美國利益構成的威脅都不大，解除制裁的風險很小。伊朗則不然。
德黑蘭的核計劃僅僅是它動搖中東穩定的權力工具之一。而且是存在風險的，尤其是在未來幾年中，伊朗的將軍們為了彌補在核計劃上失利，將加強對真主黨(Hezbollah)以及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的資助，並在該地區的其他衝突中施展他們的影響力。他們已經組建了一隻精銳的「網絡戰隊」，用其攻擊了沙特阿拉伯，也小規模攻擊過美國。
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他們會有新的現金流入，來為這些活動提供資金。假設伊朗確實兌現了承諾，將大部分核燃料運出國門，並封存了近四分之三的離心機，那麼它就會開始獲得石油收入，與外界的金融聯繫也將會加強。
基本上，奧巴馬賭的是在制裁解除後，伊朗領導人別無選擇，只能把新獲得的資金大量用在苦難深重的國民身上，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他曾對幕僚說，他預計用來資助恐怖分子或正在成形的伊朗網絡戰隊的資金會相對較少。這支戰隊現在已經是和伊朗核科學家一樣重要的精銳力量。
在尼克松對中國示好之後，日本懷疑自身會被放棄，台灣感覺遭到背叛。奧巴馬與伊朗達成的協議可能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均認為達成和解是一種威脅。他們擔心這會促使伊朗獲得資金、權勢和影響力，而且它或許會給美國在宏觀層面調整在中東地區的利益埋下裂痕。對於奧巴馬及其繼任者來說，應對這種擔憂可能會像應對伊朗本身一樣複雜。
不過，白宮中沒人認為德黑蘭真的有意在短時期內建立更為廣泛的關係。伊朗政府已經在核項目上作出必要讓步，以重新獲得資金並出口石油。
就在簽署協議的幾天之前，伊朗出現了慣常的——如果說不是特別起勁的話——「以色列必亡」、「美國必亡」的示威活動。這或許是為了支持失望的強硬派。
實際上，任何參與長達20個月的談判的人都看到了，伊朗領導層在這整件事上的衝突有多大。擁有美國教育背景的伊朗外交部長穆罕默德·賈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耗費了很多時間來對付政府內部的強硬派，幾乎與他跟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進行談判的時長一樣。
「很明顯，40年前，毛澤東在戰略轉移方面做出了一個根本性決定。在斷定蘇聯對中美兩國均構成重要挑戰之後，他與美國建立了關係，」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伊朗政策分析師卡里姆·薩德傑普爾(Karim Sadjadpour)說。「在伊朗，的確有改變戰略的希望，但這需要好多年的時間才會明朗。」或許還要等到新的最高領袖上台之後。
對於奧巴馬來說，與伊朗的談判的結束意味着與國會的協商的開始。國會有60天的時間決定通過還是否決這項協議。目前的支持人數說明奧巴馬會取得勝利。他在周二承諾，如果國會拒絕接受伊朗協議，他會否決相關立法，而且他有足夠多的民主黨人的票數來贏得這場鬥爭。不過，他明顯不希望自己擔任總統期間最大的外交成就變成另一場政治鬧劇。
幕僚表示，他想說服整個國家相信他提出的理由：奧巴馬認為，雖然制裁和破壞行動迫使伊朗來到談判桌前，但更多的制裁和破壞行動不會迫使它拆毀所有的核設施。克里和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溫迪·R·謝爾曼(Wendy R. Sherman)於2013年底與伊朗達成臨時協議，最終談判得以開始。實際上，在此之前，每一輪新制裁都會迎來伊朗鈾濃縮項目的規模擴大和更加積極推進的態度。
「這是實用主義，」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最近表示。「伊朗擁有核武器，或不受任何長期的嚴格限制約束的核計劃，會極大地加劇這個本已混亂的地區面臨的危險。」伯恩斯曾在克裏手下擔任副國務卿，期間開展了大量秘密外交活動，推動了談判的開啟。
伯恩斯表示，他並不期待「伊朗突然改變在該地區的行為，這些行為很可能會在一段時間裡威脅到我們及盟友的利益。」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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